姜川、翁寒冰：“类”概念的三重方案：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类”概念的三重方案：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 姜川翁寒冰

内容提要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的“类”概念诠释方案。“类”

在黑格尔那里扮演了三重效用：在《精神现象学》中，它是自我意识确证自身的对象；

在《自然哲学》中，它是精神复归自身的中介；在《逻辑学》中，它是生命实现其普遍

化目的的逻辑工具。虽然费尔巴哈试图以利己的“类实践”批判作为思辨对象的“类概

念”，以感性的“类实践”批判作为逻辑中介的“类概念”，以政治的“类实践”批判作

为逻辑工具的“类概念”，但他未能彻底将“类”从思辨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通过

对政治异化、货币异化和劳动异化的逐层剖析，马克思揭示了“类活动”的现实异化及

其扬弃路径，并使其从价值悬设升维至历史科学的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

和费尔巴哈的双重超越。

关键词类概念类实践类活动物质生产活动

作者姜川，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翁寒冰，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南京 211189）

学界对类（Gattung）概念的研究，或是聚焦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忽视了对黑格尔“类

概念”中生命意蕴的挖掘；（宋一帆，2025；李成旺、徐子扬，2025）或是着重挖掘黑格尔辩证

法中的生命原则，忽略了对黑格尔“类概念”本身的理解，以及费尔巴哈对其的批判。（高广旭，

2014；陈新汉，2024）可见，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类概念谱系，尚未完整呈现。基于

此，本文致力于回应以下问题：黑格尔“类概念”是如何展开的？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感性颠

倒”为何陷入人本学困境？马克思又如何在对二者的批判中，将“类”从思辨逻辑和感性直观中

解放出来，并将其锤炼为历史科学的物质生产活动？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不仅关乎思想史的重

构，更关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的理解。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梳理黑格尔的

“类”，即一种思辨的概念活动。

89DOI:10.14167/j.zjss.2026.02.010

2026 年第 2 期

一、黑格尔的“类概念”：概念运动中的三重效用及其限度

虽然黑格尔的“类概念”在《精神现象学》《自然哲学》与《逻辑学》中呈现出不同的理论

效用，但其始终以表征概念运动为目的。在《精神现象学》中，“类”是自我意识通过生命运动

确证自身的对象；在《自然哲学》中，它是理念复归自身的中介；在《逻辑学》中，它是生命实

现其普遍化的逻辑工具。虽然黑格尔在其思辨过程中，展现了“类”的辩证逻辑和生命原则，

（皮平，2022，第 57 页）但“类”最终被封闭于非批判的概念运动中，即一种解释世界的观念哲

学。（吕敬美，2024）这种对社会历史本身和现实物质生产的遮蔽，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将“类概

念”扭转为“类活动”的理论实践起点。

（一）作为自我意识对象的“类概念”

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是对感性世界①

进行反思的运动，即从他物复归于自身。（黑格尔，

2013，第 174 页）这里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自我意识在与感性世界的相互对立中，扬弃了其与他

物的差别。就相互对立而言，自我意识仍停留于意识之中，尚未通过认识感性世界来认识自身；

就扬弃这种对立而言，自我意识已经意识到其与感性世界的统一，并以追寻这种统一为其本质活

动。黑格尔称之为“欲望一般（Begierdeu berhaupt）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自我意识所指向的

“他物”并非僵死的对象，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并以此反向确证自我意识的“他物”，即“生命

（Leben） ”。于是，自我意识和“他物”的对立，便转化为自我意识与生命的对立。

就自我意识来说，最初的生命只是其简单的和抽象的本质，是自我意识在形式上的对立。正

如黑格尔所说，“为了要扬弃对方，必须有对方存在”。（黑格尔，2013，第 179 页）出于“欲望一

般”，当“纯粹的自我意识（reines Selbstbewußtsein） ”将面前的生命确立为对象时，它就会在扬

弃生命的同时，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但这并不是彻底消灭对象，而是要吸收能够确证自身本质

力量的因素。就生命来说，它是感性世界有差别的统一，即“意识具有多少独立性，它的对象自

身也同样具有多少独立性”。（黑格尔，2013，第 175 页）这些异质的独立性，恰恰构成了生命通

过自否定，向更高统一性发展的内在动力。生命在扬弃其个别形态的同时，也正是在成就其普遍

形式；个体性恰恰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殊死抵抗，参与普遍性的建构。（黑格尔，2013，第 178

页）在这种意义上说，生命就是“自身发展着的、消解其发展过程的，并且在这种运动中简单地

保持着自身的整体”。（黑格尔，2013，第 175 页）这种整体虽然看似“简单”，但它并不同于最初

的直接的生命，而是已经回返到自身、并意识到其是一种“类”意识。

自我意识只有既完成其内部的排斥过程，又完成生命的发展过程，才能实现自身。这一过程

的最终结果，便是一个从抽象对立中生长出来的、拥有全部具体内容的普遍性，即“类概念”。

“类”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生命在其与自我意识的相互扬弃中，获得普遍性的过程，

即“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2013，第 181 页；Reijo M.，2020）然而，黑格尔

的“我们”仅仅是自我意识在概念上的普遍性，而非基于现实社会关系和物质生产的具体的、历史

的普遍性。这既使得黑格尔的“类”在起点上便与现实的人的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分道扬

镳，也预示了马克思必须将“类”的根基重新奠基在政治国家之中，才能进一步开显“类”概念。

①需要指出的是，在黑格尔这里，感性世界是关于直接的和现存的世界的知识，而获取这种知识的方式是“意谓、知觉和知性”，因而

也就是意识。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7 页、第 170 页。

（二）作为精神中介自身的“类概念”

尽管我们可以站在当代科学的角度指认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荒谬①

，但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对

自然进行一种整全意义上的理解，更在于清楚地认识到，不应简单地从理论内部进行考察，更要

考察理论的“直接的定在”，（《黑格尔著作集》第 9 卷，第 483 页）即审视概念的“外化”。下面

就让我们考察黑格尔“类概念”在自然哲学中的“直接的定在”。

在黑格尔看来，虽然生命是自然现象中的最高内容，但它始终受到异己性或者说非理性的排

斥，即“疾病”或者“死亡”（《黑格尔著作集》第 9 卷，第 479 页）。黑格尔认为，生命可以通

过两种方式，获得实在性与普遍性。一是个体通过“想象”实现其普遍性，黑格尔称之为个体的

自然死亡。（《黑格尔著作集》第 9 卷，第 479 页）很明显，这种普遍性是抽象的客观性即主观

性。如此，问题就在于生命如何抵达真正的普遍性。这就是生命获得其真实普遍性的第二种方

式：必须经历“真正的疾病”，即从“个别物到普遍物之外在的、实存的运动过程”。（《黑格尔

著作集》第 9 卷，第 478 页）随着自然的最高内容—生命—被扬弃，自然便重新获得其实在性。

在这一过程中，生命的特殊性日益减损，对世界的普遍理解逐渐充盈其本质。这普遍性并不是从

外界灌输而来的，而是始终内蕴于生命内部。精神不是经验发展的结果，它始终是一种“内部的

普遍性”的否定力量，并与“自然个别性相对立”。（《黑格尔著作集》第 9 卷，第 478 页）自然

哲学在这里过渡至精神哲学，精神的生命出现了。

在《自然哲学》中，“类”是精神借助生命的发展过程，即个体在经历死亡的过程中扬弃自

身的直接性和抽象性，实现其复归真实普遍性的概念运动过程。虽然黑格尔试图通过“真正的疾

病”等现实环节去界说“类”，但生命及其“疾病”或“死亡”，仅仅是概念自我否定的一个环

节，其丰富的、感性的、痛苦的具体内容被抽象为纯粹的逻辑过渡。这使黑格尔哲学忽视了现实

生命活动的历史性和物质性，为其向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转向，人为设置了理论障碍，同时也反

向凸显了马克思后来关注经济社会现实的“疾病”和“死亡”——货币异化条件下的“类活动”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作为生命普遍化自身工具的“类概念”

在《逻辑学》中，对“类概念”的考察必须从“有生命的个体”（黑格尔，1976，第 461 页）

出发。黑格尔将这种“有生命的个体”表述为既内蕴“个别形式中的理念”，又“作为单纯的但

又是否定的与自身的同一”（黑格尔，1976，第 461 页）的主体。前者构成了生命的灵魂与冲动，

后者使生命在与实体的同一中开显自身。在这一冲动驱使下，生命将抽象的概念确立为客观的实

在区别，并通过扬弃这一区别，确认其客观概念。黑格尔将这一过程界说为生命理念辩证发展的

三个环节，即普遍性—感性、特殊性—感受刺激性、个体性—再生产。

具体而言，出于自保的冲动，生命从外在杂多返回纯粹的自身感性。虽然这是一种封闭的自

身感觉，但概念的否定性绝不囿于此种直接性。它必然表现为感受刺激性，即个体将外部规定纳

入自身，并进行反思的特殊化运动。最终，个体性通过再生产，将内在的统一性在外在客观性中

绽放为否定的统一，将自身实现为“整体的具体总体”（黑格尔，1976，第 466 页），获得真正的

现实性。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与外在客观性的融合，先建构其“种”，再建构其“类”。“类”

由个体发展而来，故“类”即个体；个体又以“类”为其本质，故个体即（自在的）“类”。唯有

①一些国外学者甚至要将黑格尔从种族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参见 Edgar M ，James K ，Daniel J ，et al.Exploring the Meta‐

physics of Hegel's Racism：The Teleology of the‘Concept’and the Taxonomy of Races[J].Hegel Bulletin，2023，44（1）：9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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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这一过程，个体方能“既从那个事先建立并进行制约的客观性得以自由，又从这种主观性的

关系得以自由。”（黑格尔，1976，第 458 页）在这里，“类”是生命理念通过个体的再生产运动，

实现自身实在化和普遍化的“类化”（Begattung）过程。（黑格尔，1976，第 471 页）

随着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完善，“类概念”逐渐远离其生命基础。当“类”的实现被简单

地等同于“繁殖”（黑格尔，1976，第 472 页）等自然行为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机制——

如生产方式的变革——便被彻底遮蔽了。这一根本缺陷，不仅先在锚定了黑格尔“类概念”的逻

辑终点，也为费尔巴哈的“类实践”提供了最直接的批判对象，并呼唤一种立足于现实历史过程

的“类活动”。

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类概念”的实践批判及其局限

按照费尔巴哈本人的观点，他的思想“是一种相对的、受历史制约的观点”。（费尔巴哈，

1984b，第 511 页）就此而言，费尔巴哈的“类实践”同样可以视为对黑格尔“类概念”进行“相

对”的、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制约的理论批判。这一批判清晰地体现在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

段中，即宗教批判阶段，人本学阶段与政治实践阶段。

（一）宗教批判阶段：以利己的“类实践”批判思辨的“类概念”对象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类”是自我意识在生命运动中确证自身的抽象环节，最终

达成的是“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的思辨统一体。费尔巴哈的批判，直指这种思辨抽象的

“类概念”对象。早在《论死与不死》中，费尔巴哈就指出，真正的普遍性和灵魂不朽不在于个

人的思辨精神，而在于“类的、普遍的、无所不包的理性，类的思维和类的意识”。（费尔巴哈，

1984a，第 6 页）基于此，他将黑格尔思辨的“欲望一般”转化为理性的利己主义，将黑格尔

“类”的思辨运动扭转为追求幸福的感性利己实践。“类”的真理不应在逻辑幻想中寻求，而应通

过“自己动手去捉鸽子和烤鸽子”（费尔巴哈，1984a，第 345 页）等现实活动来确证。正如费尔巴

哈所说，“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用场，去同一切事物打交道”。（费尔巴哈，1984b，

第 511 页）只有如此，理性的“类”才是精神的、道德的不死。（费尔巴哈，1984b，第 517 页）

费尔巴哈的这一观点，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发挥得更为彻底，即犹太教创世说的“利己主

义原则”。（费尔巴哈，1984b，第 143 页）在费尔巴哈看来，只有自然是人的实践——或者说是人

的意志——的产物时，创世说才能成立。一旦从实践出发，人“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

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最顺从的仆人”。（费尔巴哈，1984b，第 145 页）此时的“类”貌似

指犹太教徒即自私自利的人，“类”的对象看起来是那个被人奴役、被人宰制的自然。但费尔巴

哈并不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而是为了从反面指出“类实践”的真正指向，即“理性（Ver‐

nunft）、意志（Wille）和心（Herz）。”（费尔巴哈，1984b，第 27～28 页）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宗

教神学一道将人的“类本质”异化出去，并加以崇拜。名义上的基督徒干着异教徒的勾当，异教

徒的实践行为彰显了基督的教化意义。（费尔巴哈，1984a，第 347 页）因此，拯救“类”的方法，

就是从思辨的利己——扬弃逻辑的他物——回归到感性的利己——“爱”自己。据此而言，费尔

巴哈这一时期的“类实践”，是一种以理性的利己主义为动机，通过感性的现实活动——特别是

以“爱”为中介的交往，来重新占有被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所异化的“类本质”的理论武器。

虽然费尔巴哈试图用理性维度上的利己“类实践”来取代黑格尔的“类概念”，但他对实践

的理解停留在理性驱动和情感交往基础上，未能深入到作为社会历史基础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无

法真正触动现实的社会关系。这为马克思后来将“类”置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提供了批判

的靶心。

（二）人本学阶段：以感性的“类实践”批判精神中介的“类概念”

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的“类概念”是自然过渡至精神的中介。在《黑格尔哲学批判》

中，费尔巴哈对此发起了强烈批判，并完成了新哲学的建构。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类概

念”就是绝对精神的“影子”“环节”和“一些以毒攻毒的点滴”。（费尔巴哈，1984a，第 47 页）

这缺乏真正的实在性，因而只具有哲学家个人思想史的意义。（胡国庆，2026）使用什么花哨的

哲学语言无伤大雅，重要的是“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这是“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

担保的真理”。（费尔巴哈，1984a，第 68 页）这一论断促使费尔巴哈将黑格尔那个作为精神复归

自身中介的“类概念”，改造为感性的人的“类实践”。

“类”的“实践转向”，使费尔巴哈发现了思辨哲学和宗教神学的共同秘密，即宗教神学就是

思辨哲学，思辨哲学就是宗教神学。（费尔巴哈，1984a，第 101 页）费尔巴哈据此进一步认为，

他的新哲学必须从旧哲学的反面出发，从“实在的、感性的对象和实体”（费尔巴哈，1984a，第

168 页） ——“人”——出发，“从实践立场说话的地方”（费尔巴哈，1984a，第 159 页）接续，

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标志着“类概念”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体系中解

放出来，第一次获得了坚实的感性现实力量，人的哲学主体地位得以真正确立。在费尔巴哈看

来，这种“实践转向”使他的新哲学与旧哲学“高度协调”，具有“最高意义下的”（费尔巴哈，

1984a，第 186 页）实践意蕴。简言之，费尔巴哈这一时期的“类实践”，既以感性的人的现实实

践来确立自身主体地位，又以此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

正如我们后来所预见的，费尔巴哈无法逃脱“爱”的囚笼和伦理直观。一方面，费尔巴哈在

批判宗教神学的同时，宣称新哲学本身就是“宗教”。这使他竭力批判的宗教情感，又以“人人

相爱”的世俗形式在其体系内“死灰复燃”。（费尔巴哈，1984a，第 186 页）另一方面，虽然费尔

巴哈以感性的“类实践”代替作为中介存在的“类概念”，但他将黑格尔所揭示的、但被逻辑化

了的辩证发展过程，连同其可能蕴含的历史性内容一并抛弃了。马克思后来正是要恢复并改造这

一被遗弃的辩证历史过程，将其置于“工业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2 页）

和商业的历史之中，即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

（三）政治实践阶段：以政治的“类实践”超越逻辑工具的“类概念”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的“类概念”是生命实现其普遍化的逻辑工具。费尔巴哈在后期著

作，特别是《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试图通过强调“类实践”的政治活动

意蕴，规避黑格尔的思辨窠臼，并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①

在《宗教本质讲演录》第一讲中，费

尔巴哈直接指出“人类的使命”，或者说我们当下最主要的兴趣，在于“实践的政治”，即我们应

该“用行动来直接参与政治”。（费尔巴哈，1984b，第 503 页）这表明他试图用政治的“类实践”

来对抗和取代黑格尔那个作为逻辑工具的、非批判的“类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尔巴哈

认为，我们已经建构了足够多的理论和著作——实质上这就是指黑格尔哲学，早已充分满足了哲

学和政治的唯心主义“执念”。现在到了将理论变成现实，将语言变成血肉，将精神变成物质的

①基于马克思的判断——费尔巴哈不懂得 1848 年革命，我们往往认为他的著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他在《宗教本质讲演录》

（1851）中添加了具有补充、反思、批判等性质的“新的证明、阐述和注释”，在这些注释中，包含他早期对“类实践”论证方法和论证结论的

再反思，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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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将新哲学的原则和要求——“利己主义”——落实于现实社会之

中，才能成为“政治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1984b，第 503～504 页）

在费尔巴哈看来，“利己主义”并非犹太教式的自私自利，而是“人对自己的爱，即对人性

本质的爱”。（费尔巴哈，1984b，第 551 页）正是这种将“类”本质内在化、自然化的理解，导致

费尔巴哈的政治实践观念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认可、并呼吁用直接的政治行动，积极参与政

治；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旦革命损害了“自爱”原则，便是“徒然的”和“毫无意义的”，

因而必须与革命保持距离。这就说明，费尔巴哈的政治实践是一种“政治直观”，他并不真正了

解“政治实践”背后的革命意蕴。正如费尔巴哈本人所说，他始终“作为一个批判的观者或听者

来参加”（费尔巴哈，1984b，第 501 页）革命。据此而言，费尔巴哈这一时期的“类实践”，是一

种以内在化的利己主义——即对人性本质的爱——为出发点，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落实“类本

质”，但因固守自爱原则，而仅停留于批判性观察的矛盾的政治实践。

总的来说，费尔巴哈试图以利己的“类实践”批判概念对象，感性的“类实践”批判概念中

介，政治的“类实践”批判概念论证工具，并将其作为人重新占有自身本质的解放方案。但他并

未真正理解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其“类实践”仍局限于感性直观、伦理交往和抽象的政治呼

吁。这使他无法真正把握实践所蕴含的改造社会关系的革命性与物质性力量。这一未竟的任务，

促使马克思必须超越费尔巴哈的“政治实践”和“爱的联合”，去发现那个能够真正重塑人类社

会关系的、具有革命性的“类活动”，以及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

三、马克思“类活动”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双重超越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是“类活动”，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性的实

践活动。它使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确证并发展自身的本质力量。这一概念是通过对黑格尔

“类”概念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颠倒”，以及对费尔巴哈感性原则的活动化改造而生发

的。这一概念不仅是马克思对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回应，更是其历史科学形成的重要线索。

（一）马克思的初步超越：从政治的“类活动”到货币异化条件下的“类活动”

马克思早期对“类”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在费尔巴哈人本学框架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但其批判锋芒很快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发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所在。

其一，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从

政治领域批判了黑格尔思辨的“类概念”对象。黑格尔的“类”在政治哲学中的对应物，即国家

这个“普遍领域”或者说“伦理国家”。（李金辉、姜川，2024）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伦理国家主

导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主导政治国家。由此，真正的“类活动”即“真正的民主制”——通

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50 页）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

国家的统一，要使个人的“社会存在”直接转化为普遍的政治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46 页）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社会性。马克思此时对“类活动”的理解聚焦于政治解放，

尚未触及市民社会内部的物质关系。

其二，在《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中，马克思不再停留于对伦理国家的政治

批判，而是深入其世俗基础——市民社会，发现了黑格尔“类概念”和费尔巴哈“类实践”完全

忽视的现实中介——货币。在马克思看来，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只是人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

类生活。这里没有任何现实的个人生活，到处都“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3 卷，第 31 页）这种“非现实的普遍性”的代表，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问题在于其利己

主义，在于其经商活动，即货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

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 页）这句话表明，一方面，马克

思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异化不是生发于政治国家中，而是生发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

中。另一方面，他将“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并提，就已经暗示了人的类本质在于其劳动活动。

自然而然，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类活动”意指尚未被货币所中介和异化的人的原初劳动。但在市

民社会中，它被扭曲为利己的经商活动，从而使人的类本质——劳动与存在——沦为与自己相对

立的、非现实的普遍性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问题》中对货币的分析，集中于“产品和活动”（《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1 卷，第 54 页）即物（ding）的维度上，没有深入到“私有财产—对象化劳动—人与

人的对立关系”（翁寒冰，2025）的那一度中。但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接受——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

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

产出物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 页）使马克思在《问题》中“提前”认识到了

异化劳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货币异化的背后，是劳动异化。这一论断既是马克思在《问题》中

的留白，也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重彩。

（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类活动”的本质规定与对现实的异化批判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类活动”的

全面异化，并在此基础上正面阐述了“类活动”的本真内涵——“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2 页）从而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意义上，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

尔巴哈关于“类概念”论述的批判。

其一，马克思对黑格尔将“类概念”作为概念论证工具的做法，进行了唯物主义“颠倒”。

马克思在《手稿》中开篇提出的问题——“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

具有什么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24 页）在批判的意义上回应了黑格尔在

《逻辑学》中对生命的忽视，即为什么只有人可以通过类抵达绝对精神，动物则不行？（邓晓芒，

2016，第 514 页）在马克思看来，动物只是片面地按照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生产活动，人可以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全面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2～163 页）正

是这一特征彰显了人的类存在地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对象化

劳动、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都是“类活动”在不同意义上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1 卷，第 157 页）就此而言，马克思就用 “对象化劳动” 这一现实的历史活动，取代了黑格

尔作为概念论证工具的“类”，赋予“类概念”坚实的、感性的、实践的内涵。这既保留了黑格尔

“类概念”的能动性和普遍化指向，又将其从概念的再生产改造为现实的、对象化劳动的再生产。

其二，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将其从直观的“类实践”推进至现实的“类

活动”，使“类”获得了历史性的、能动的、自我创造的内涵。费尔巴哈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

“理性、意志、心”等内在的静态的自然的属性，其“类实践”最终落脚于伦理关系——如爱、

友谊等。马克思则认为，人的类本质不是一种把许多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无声的普遍性，而是表

现和确证于对象性的“类活动”之中。工人的对象化劳动在现实中表现为非对象化：不仅工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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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少，而且劳动产品在这里反过来统治工人。如果劳动产品是异己的，那么劳

动行为本身就也是异己的，即异化劳动。很明显，这种现实的异化劳动绝不是人的对象性劳动，

人的类本质由此进一步发生异化。上述异化行为的最终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全

面异化。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极大推进了费尔巴哈的“类实践”分析框架，将对“类”的讨论，从

抽象的“人－神”关系锚定于具体的“人—劳动—资本”关系之中。（Engelman R.，2025）

固然马克思反复说明异化劳动概念来自“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但人的类本质异化是由异

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工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以及工人劳动本身的异化——逻辑地推导出来。

按照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概念的阐释来看，异化劳动概念——而非异化劳动现象——的成立，建立

在人的类本质理念之上。就此而言，所谓的“类本质”“类活动”是本应该存在，但并没有存在

的人类活动。这是一种伦理学上的价值悬设。（许慧芬，2012）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类活动”

只是一种价值悬设，就认为这一概念不重要。恰恰相反，“类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不

仅是批判现实的锋利情感武器，其本身也孕育出了通往历史科学的萌芽。①

（三）历史科学的奠基：从“类活动”到物质生产活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

态》）中，马克思用更为科学的实践和物质生产活动扬弃了价值悬设的“类活动”。这并非简单

的术语更替，而是从一个“理想本质”的应然规定向“现实历史”的具体性范畴转化的理论过

程。对二者内在关系的剖析，正是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生成路径的关键。

其一，“自由自觉的活动”内在蕴含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初统一，（孙伯鍨，2002，第

222 页）这为历史科学提供了逻辑先导。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类活动”规定为“自由

的有意识的活动”，将这种活动理解为“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这一规定具有双重

理论意蕴。

首先，“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这句话表明，人的生产活动不受其肉体限制，而是能够认

识和运用客体的内在“尺度”即普遍规律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

生活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3 页）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清晰刻画了人

类改造自然的一般能力。这是一种潜在的、普遍的、有意识的物质力量，即生产力。其次，超越

种的尺度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性的活动。因为“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并非个

体独有，而是在普遍的社会交往与劳动传承中得以形成和运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应然的、社

会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按照“类活动”的价值悬设，它应该是一种基于人的自由联合，而非

强制的分工关系，即“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87 页）最后，马克思正是运用这一理想模型，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然”的社会如

何历史性地分裂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形式。普遍的生产力——“按照任何尺度生产”——

表现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抽象劳动”，普遍的生产关系则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就

此而言，这为历史科学分析社会形态的演进，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先导。

其二，在《提纲》和《形态》中，“类活动”从价值悬设“降落”为现实的历史前提，即物

质生产活动。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类活动”的根本问题在于非历史性。它不仅无法回答这种

“自由自觉的活动”从何而来，也无法进一步解释，它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截然不同，

①在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中，学界更强调“对象化劳动”这一概念的重要作用。“类活动”则从“类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对象化劳动

本身具有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

甚至彼此对抗的具体历史形式。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01 页）。这并非否定“类活动”关于人

的普遍性和创造性的规定，而是指出“类”不再是一种先验的既定本质，而是必须经由现实的历

史的生产活动生成和确证。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成为“类活动”得以展开或受限的具体

场域。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形态》中得到彻底贯彻。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哲学“后

裔”都忽视了“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忽视了“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

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6 页）必须从物质生产和一定

的生产方式出发，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6

页）来解释历史进程及其意识形态诠释。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通过对“生活—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揭示了生产活动如何同

时承载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

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

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

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2 页）在这里，

《手稿》中“类活动”所设想的原初理想模型，被理解为始终交织在一起的现实两面：一方面，

生产活动必然同时是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即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

现实的个人的共同活动，即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则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

自己生命（Leben）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Lebensweise）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1 卷，第 520 页；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1958，p.21）。“类活动”被具体化为由特

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就是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和生活方式本身。由

此，“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生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规定，而是在每一历史阶段受制于特

定生产力水平——“尺度”的广度和深度——和特定生产关系——运用这些“尺度”的社会组织

形式——的现实活动。

由此，“类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前者是后者在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阶段

的价值悬设和逻辑预演，后者是前者在历史科学阶段的科学分析和现实表达。马克思对“类活

动”的理解，清晰地勾勒出其思想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迈向历史科学的生成轨迹。

四、结语

“类”概念肇始于黑格尔宏大的思辨体系，它作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环节而存在。费尔巴

哈的功绩在于，他将“类”从思维的云端拉回尘世，赋予其实践意向，为哲学开辟了通向现实的

人的道路。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类的历史使命和实践目的”（费尔巴哈，1984b，第 602

页）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类实践”的理论基点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第 502 页）肇始于宗教批判、历经感性人本学的类实践，最终蜕变为资产阶级保守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既继承了黑格尔“类概念”所蕴含的能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又接纳了费尔巴哈“类

实践”的感性原则和人本学立场，并将其推进至政治的“类活动”和货币异化条件下的“类活

动”。在《手稿》中，他将“类活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以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

“类”概念的三重方案：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2026 年第 2 期

化现象。在《提纲》和《形态》中，人的本质被界说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类活动”被历

史性地理解为现实的、受特定生产方式制约的物质生产活动。“类活动”所蕴含的关于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价值悬设，转化为对具体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分析。至此，

“类”完成了一场根本的理论蜕变：从一个思辨的“类概念”到一个直观的“类实践”，再到一个

价值悬设的“类活动”，最终升华为一个历史的、实践的、科学的概念范畴——物质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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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tivity，2020，1-13.

责任编辑戴道昆

cance. In this sense，Chinese intellectual resources，which differ entirely from Western concepts of his‐

tory and time，represent a valuabl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is crisis. Understanding the dialectical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 self-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beyond the framework of human fini‐

tude and dualism can，to a certain extent，reconstruct the value of history. This ensures that historical

writing，while engaging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maintains affirmation of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veil of time；historical value；myth of the subject；finitude of humanity

The Three-Pronged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Species”：”：From Hegel to Marx

Jiang Chuan，Weng Hanbing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Abstract：Hegel，Feuerbach and Marx propos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spe‐

cies”. The“species concept”served three functions in Hegel’s philosophy：in“Phenomenology of Spir‐

it”，it is the object through which self-awareness confirms itself；in“Natural Philosophy”，it is the in‐

termediary through which spirit returns to itself；in“The Science of Logic”，it is the logical tool

through which life realizes its universalization. Although Feuerbach attempted to criticize the“species

concept”as the object of speculative thought through the egoistic“species practice”critique，as the logi‐

cal intermediary through the sensual“species practice”critique，and as the logical tool through the polit‐

ical“species practice”critique，he failed to completely liberate the“species”from the speculative meta‐

physics. Through the successive analysi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monetary alienation，and labor alien‐

ation，Marx revealed the real alienation of“species activities”and its path of negation，and elevated it

from the value assumption to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historical science，thereby achieving a

dual transcendence of Hegel and Feuerbach.

Key words：species concept；species practice；species activity；Hegel；Feuerbach；Marx；materi‐

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Philosophy as Strict Science”：”：

The Construction and Collapse of Husserl’’s Philosophical Ideal

Chen Huanhu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Abstract：Why did Husserl propose“philosophy as a strict science”?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opposition to“psychologism”and“naturalism”. Unlike psychologism and naturalism，he believed that

the research object of philosophy is pure self-consciousness，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pure self-con‐

sciousness is intentionality. Through intentionality，Husserl constructed the intentional object and

reached the original state of presuppositionless consciousness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and

obtained the content of the intentional object through phenomenological construction. However，the con‐

struction of phenomenology contains the transcendental self，which led Husserl to pay attention to inter‐

subjectivity and eventually led him to the Lebenswelt. Although Husserl claimed that the Lebenswelt is

the origin of science，the emergence of the Lebenswelt also meant the failure of Husserl’s ideal of con‐

structing“philosophy as a strict science”.

Key words：philosophy as a strict science；intentionality；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phenome‐

nological construction；intersubjectivity；Lebenswelt

（89）

（99）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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