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天昊、刘魁：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中的公众角色重构——基于物质化参与的视角

第 ４３卷，第 １期 科 学 技 术 哲 学 研 究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２０２６年 ２月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ｅｂ．，２０２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５－０５－１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技术创新哲学与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逻辑研究”（１９ＺＤＡ０４０）

【作者简介】 孟天昊（１９９７－），男，山东济南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治理；

刘 魁（１９６４－），男，安徽祁门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

数字化社会背景下环境风险治理中的公众角色重构

———基于物质化参与的视角

孟天昊，刘 魁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２１１１８９）

摘 要：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自然 －社会 －数字技术”三者各自的不断调适和相互之间的多元联结与循

环建构，催生出异质性和流变性的环境风险。对此，从 ＳＴＳ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推动公众参与从话语性向物

质化的转变，能够实现由“信息化公众”向“物质化公众”的角色重构，从而不仅验证了公众在环境风险治理的

认知层面的独特贡献，也指出了公众角色的建构性和常民知识的有限性。然而，在这一阶段，公众因受制于物

质决定论还只是作为“下游”阶段的物质消费者，因而未来的物质化参与可以在依托公民技性科学的基础上，尝

试将公众推向“上游”阶段作为物质生产者，以期借助物质互构论而成为环境风险治理中合格的“数字公民”，

最终推动环境风险走向“善治”。

关键词：环境风险；话语性参与；物质化参与；物质化公众；公民技性科学

中图分类号：Ｇ３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７０６２（２０２６）０１－０１０８－０７

一、研究背景：“数字人类世”的

诊断与公众参与的合理性回应

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

的扩散彰显出人类日益膨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以

至于汇聚成一种 “技术圈”（ｔｅｃｈ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１］，同时

其自身的流变性、物质依赖性和应用场景的多重性

也在作用于全球环境变化。相对的是，人们对于环

境风险的认知和治理模式也不得不依赖于由数字技

术及其基础设施组成的“庞大机器”（ｖａ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

所产生、存储、积累和传输的实时“数据海啸”（ｔｓｕ-

ｎａｍｉｏｆｄａｔａ）［２］。鉴于此，ＳＴＳ研究者提出世界本身

已经 开 始 走 进 “数 字 人 类 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ｃｅｎｅ）［３］，以表明“自然 －社会 －数字技术”三者各

自的不断调适和相互之间的多元联结与循环建构。

这种世界本体论层面的不确定性不仅会加剧环境风

险的持续性生成与流变，同时要求研究者沿着“可

变的轮廓和相互嵌合的纹理”［４］来重新考量环境风

险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厘清环境风险治理主体

及其相应的环境风险治理路径。

针对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的高准入门槛，以

及由营利性数字平台人为制造的“数据摩擦”（ｄａｔａ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ｓ）等差异化因素，人们不得不承认、赋予乃至

强化科技专家对环境风险的认知特权和治理专权，

但是数字技术内生的不确定性、专家知识的局部有

效性和科技专家自身的价值涉入也在同步反噬这一

角色定位。相对的是，从 ＳＴＳ的研究视角出发，由于

大科学时代教育的普及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的科

学化趋 势，“作 为 专 家 的 公 民”（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ａｓｅｘ-

ｐｅｒｔ）［５］逐步出现在知识社会之中。他们在“新唯物

主义”（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６］学术思潮的洗礼下以及

在对“找回常识中的自然”这一社会思潮进行回应

时开展了公众的物质化参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活动，因而即便是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公众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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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自身在环境风险治理中最为“硬核”的认知层

面的“公民有效性”（ｃｉｖｉｃ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７］。

事实上，ＳＴＳ“参与转向”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将

传统“实验室科学”研究提出的科学与社会相互建

构（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理论框架拓展到风险治理领

域，从而开始承认物质力量能够作为公众参与的背

景、工具或对象。基于此，ＳＴＳ研究者围绕着公众角

色及其常民知识的作用边界这一认知劳动的分工问

题展开了争论。例如，根据柯林斯等人提出的“专

长的规范理论”［８］，“科学核心群”（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ｒｅ－

ｓｅｔ）、“常民专家”（ｌａｙｅｘｐｅｒｔ）和普通公众遵循“有

界无限”的参与准则实现多重风险的合作治理，从

而默认公众无法在最“硬核”的科技认知问题上取

得成就。不同的是，卡龙（ＭｉｃｈｅｌＣａｌｌｏｎ）等人在“混

合论坛”理论（ｈｙｂｒｉｄｆｏｒｕｍｓ）［９］中假定实验室科学

家的“封闭研究”无法明确风险范围，而新兴公众的

“野外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ｗｉｌｄ）却发挥着近乎无

限的“全知全能”作用，因而过度强调了新兴公众在

建构物质对象中的独特功能。因此，由于双方都只

是将物质力量视作公众参与过程的“边缘背景”或

“机械 工 具”，导 致 公 众 参 与 的 物 质 化 层 面 “只 是

ＳＴＳ长期关注非人类实体如何影响社会生活的残余

产物”［１０］，从而复归于话语性、经验性和扩展性的公

众参 与 模 式，同 时 局 限 在 先 验 的 “信 息 化 公 众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的角色定位。

鉴于此，马雷斯（ＮｏｏｒｔｊｅＭａｒｒｅｓ）在哲学的人类

学转向思潮的启迪下借助案例“深描”，重新明确了

以物质力量为中心的物质化参与。这不仅实现了公

众参与从话语性向物质化、从扩展性向对称性以及

从经验化向实验化的转变，同时还生成了“物质化

公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１１］２９的全新角色。然而，在

这一阶段，公众从根本上来说因受制于物质决定论

而只能在“下游”阶段作为物质的消费者，因而未来

的物质化参与可以在依托公民技性科学（ｃｉｖｉｃｔｅｃｈ-

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基础上，尝试将公众推向“上游”阶段

作为物质的生产者，以期借助物质互构论而成为环

境风险治理中更加合格的“数字公民”。总之，本文

从 ＳＴＳ物质化参与的视角出发，试图重新厘清在数

字化社会背景下的环境治理风险中，作为“社会 －

物质”（ｓｏｃ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集体中的公众应当扮演着何

种角色，并且以何种方式推动或阻碍环境风险的前

瞻性治理。

二、话语性参与：榨取逻辑的

失效与“信息化公众”的局限性

通过目前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决

策者、营利性数字平台负责人还是科技专家，都寄希

望于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能够扩大环境风险数据

的聚集、处理和生成，从而以最低限度的投入和最高

限度的效率实现环境风险治理。

总体而言，这种革命性期望遵循着“科技专家

经由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得出环境风险数据以

实现环境风险治理”的单向路径，预设数字技术及

其基础设施能够迎合“我们需要更多数据”的呼吁，

从而支持环境风险治理决策的智能化。然而，究其

实质，这 种 “可 分 割 式 治 理 ”① 象 征 着 “榨 取 逻

辑”［１２］，即科技专家通过将环境风险治理对象视作

可供免费榨取的“地下原始资源”，从而在忽视环境

风险数据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劳动和生活之间关

系的基础上，实现环境风险数据的持续性生成。由

此可见，这一榨取过程需要“榨取工具”（数字技术

及其基础设施）的“普适化”（即以不变的“榨取工

具”去适应可变的环境风险治理情境）、“黑箱化”

（即隐藏“榨取工具”的内部运行机制）和“不可感知

化”（即排除受环境风险影响群体的具身化体验）。

鉴于此，既然“榨取工具”只是作为环境风险治

理中介，并不具有任何的能动性、可变性和规范性，

那么围绕着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的高准入门槛，

一方面会强化科技专家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特权和

治理专权。无论是数据匮乏还是数据生产过剩等

“计算的增长极限”［１３］，都无法遏止科技专家开动

“数据跑步机”（ｄａｔａ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另一方面则会贬低

公众的参与能力和剥夺公众的平等参与资格，“无

知”公众根本无法获得环境风险数据的生产权和所

有权，只能表达原初的价值诉求。更有甚者，在“榨

取逻辑”的支配下，背负环境风险负担的公众会在

“直升机科学”（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②的“俯瞰”下沦

为环境风险数据的来源。即便是遵循着透明度和知

情同意原则的前提，公众还是会被打入“数据传感

９０１

①

②

“可分割式治理”涉及“环境风险在时间和类别等层面的割裂”，以在不同机构和时间范围内各不相同的阈值为象征，最终

分割了多种污染物质聚集的时间性和相互混合杂糅的空间性。

“直升机科学”是指科技专家进入公众群体内部进行环境数据采集，而后不作停留径直离开的研究模式。

器”行列，这种“政治实践将公民权划定为管理数据

的行动”，从而将环境风险治理场域重塑为“可操控

的数据集合”［１４］。当然，最棘手的情况还是在政府

决策者、营利性数字平台和科技专家合谋下，通过环

境风险数据化过程中的人为选择、解释和划界，暗

自将环境风险治理的目的篡改为掩盖和隐瞒环境

风险。

对此，ＳＴＳ研究者意识到，为环境风险的数字化

呈现提供数据要经过完整的处理、结构化和执行程

序，也就是说“原始”环境风险数据要经由硬件（如

传感器与服务器）和软件（如数据库与算法）共同生

成，并在一定的度量系统（如重量和长度）中进行标

准化，以及赋予具体的呈现形式（如数字、图像和文

本）［１５］。因此，科技专家的认识论偏见和价值立场

会不可避免地被编入环境风险数据化过程中，并可

能会被这一过程反向加剧。对此，借助于 ＳＴＳ“参与

转向”，环境风险治理开启了民主化进程，通过将公

众由环境风险治理的受害者或旁观者转入治理主体

范围，以便规范和扩大环境风险数据的生产过程与

范围。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在其中只

是扮演着稳定且客观的背景性和工具性角色，因而

这种民主化做法还是停留在话语性层面，专注于提

升公众的行动能力和优化环境风险的治理效率。最

终，这种同质化的“信息化公众”只是按部就班地担

当辅助性角色，其生产的环境风险数据也只是对专

家知识无足轻重的查漏补缺。

然而，考虑到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能够预测、

模拟和验证不同的环境风险治理政策及其结果，从

而为反思和审议不同主体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风险

认知、价值立场以及治理目标创造全新的可能性，因

而研究者需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对于

运作公众参与和调适公众角色的规范性作用。因

此，从 ＳＴＳ物质化参与的视角出发，通过赋予数字技

术及其基础设施以可变性和实验性，能够将环境风

险治理的抽象化概念，具象化为可知、可观和可感的

公众日常物质实践，进而实现从 “信息化公众”向

“物质化公众”的角色转化。

三、物质化参与：公众参与的

实验化与“物质化公众”的角色生成

在话语性参与中，由于环境风险治理实践在总

体上是 治 理 主 体 （“自 变 量”）经 由 治 理 中 介 （“定

量”）而作用于治理对象（“因变量”）的单向路径，

因而理想化的公众参与模式只需要划定和扩大公众

参与的资格和范围，从而尽可能地涵盖原本分散化

和边缘化的公众意见。然而，马雷斯发现公众在日

常生活中参与“社会 －物质”实践的情况异常 “混

杂”，涉及不同的风险争议、实践场所，以及由物质

实体、技术或基础设施所组成的参与装置（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其中参与装置不仅自身是由可变元素组

成，而且采取的运作形式也因应用场景不同而不同。

基于此，借助可变的实验性参与装置，不仅能够将公

众的日常物质实践拆解为各种元素，还可以将其重

构为可知、可观和可感的环境风险治理实践，以便实

现“多价行动空间”（ｓｐａｃ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ｌｅｎｔ）的“共同

表达”（ｃｏ－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６］。

与此同时，通过重新审视可变的实验性参与装

置对于运作公众参与的规范性作用，公众角色也从

需要信息才能参与风险治理的“信息化公众”，转向

在日常物质实践中不断 生 成 和 重 构 的 “物 质 化 公

众”。“物质化公众”的生成牵涉风险治理对象、参

与装置和公众行动之间的相关性纠缠过程，呈现出

反思性的、动态化的“本体论困境”（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ｒｏｕ-

ｂｌｅ）［１１］２７。换言之，只有公众所扮演的角色、参与装

置和所牵涉风险治理对象的框架范围及其相关影响

不再与预先的设想完全匹配，才能够真正为重新考

量公众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资格和角色留出可能性

和合理性。因此，“物质化公众”不再假借“无知”公

众的“认知缺陷”，将其先验地排除出风险治理的合

法参与者范围，同时也不会忽略公众身份的建构性

和常民知识（ｌａ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的有限性问题。

然而，物质化参与也会遵循不同的“共同表达”

模式。一方面，出于对“可操作性”的原初冀求，物

质化参与会在不改变公众日常物质实践的前提下减

轻经济、社会和生态“成本”，这种“无变化的变化”

会导致公众只需要最低限度投入的“轻松参与”模

式。然而，如果只是想让原本缺乏时间、空间和专业

知识的公众能够直接参与环境风险治理，那么这种

象征性做法还是在重现科技专家与公众的永久划

界。更重要的是，由于“轻松参与”模式掩盖了在公

众参与运作过程中的“飞来横祸”，因而会限制多元

未来的可见性、可感性和可知性。毕竟，围绕着可变

的实验性参与装置，不仅存在着公众的参与和合作，

还隐含着公众的抵制和对抗，而这些衍生“变故”都

难以整齐地映射到预设方案之中［１７］。因此，“轻松

参与”模式虽然试图以参与装置为中心来重新运作

和规范公众参与过程，但最终还是在忽视参与装置

自身的能动性和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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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通过关注实验性参与装置的可变性，

也可以突出公众的行为投入和角色转化，从而将焦

点从参与装置如何“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转向如

何实现重新分配公众参与过程的规范性效果。在

“投入参与”模式中，参与装置的不断拆解和重组涉

及让风险治理对象“进入公众日常生活”的持续性

后果。通过沿着公众的投入、经济成本和对习惯的

破坏性改变等轴线延展与扩散，会将更多的“行动

空间”裹挟进来，最终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并且实

现“物质化公众”的不断生成和重构。基于此，一方

面，鉴于环境风险治理对象的波及范围无法获得明

确时空定位，这意味着原本由科技专家所霸占的认

知特权和治理专权将失去绝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这不仅是为公众成为环境风险治理的合

格主体“拔丁抽楔”，同时也是承认公众为环境风险

治理发挥的功用远非“天衣无缝”。

总之，相比于话语性参与，物质化参与中的“投

入参与”模式在方法论层面强调在场性的、零散的

公众参与实践，并且构建出公众行为、参与装置和环

境风险治理对象等元素的相关性平面，从而重新引

出公众参与的分配和公众角色的构成问题。这种实

验化方案不仅打破了物质力量和社会政治行动者之

间的界限，也消解了科技专家与公众之间的“铁壁

铜墙”，从而在依循“彻底对称性”（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ｙｍｍｅ-

ｔｒｙ）原则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释放乃至于激发公众

的风险认知潜能，为重新考量公众在环境风险治理

中的平等资格和独特能力提供了合理性和可能性。

四、公众的“上游”参与尝试：

基于对物质化参与的再反思

物质化参与不再从话语性层面先验地“锚定”

公众角色及其参与界限，同时也摒弃了对参与装置

的自然主义理解，而是选择让参与装置从被动的物

质工具走向能动的物质主体。但是，无论是“轻松

参与”模式还是“投入参与”模式，其中数字技术及

其基础设施都是由政府决策者或营利性数字平台提

前设计完成，因而公众的行为范围和角色定位还是

会受到隐性限制。换言之，公众实际上只能在“下

游”阶段作为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的消费者和使

用者，除了能够看到 “场景输入”和 “数据输出”之

外，根本无法透视其内部的具体运行过程以及背后

的隐形“操盘手”，因而这种做法在驳斥物质工具论

的同时，容易滑向另一种极端的物质决定论。

鉴于此，要想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彻底凸显和释

放公众的角色潜力，未来的物质化参与应当尝试让

公众在“上游”阶段作为参与装置的生产者和设计

者。通过对参与装置的反向充实、修正和变革［１８］，

这种物质互构论有助于重新界定环境风险治理的目

标和对象，以及公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相应的

具体措施。例如，在美国怀俄明州硫化氢治理的案

例中［１９］，工业利益集团和监管机构通过将硫化氢监

测范围限定在工作场所的急性高剂量接触，从而在

结构上排除暴露于慢性低剂量环境的当地公众。同

时，监管机构采用的杰罗姆测量仪（Ｊｅｒｏｍｅｍｅｔｅｒ）不

仅价格昂贵、使用门槛极高，而且还无法捕获硫化氢

的大面积扩散。更重要的是，杰罗姆测量仪只显示

数字读数，并且在使用后会自动清除，这意味着研究

者无法进一步质疑或核实数据。因此，无论是从实

际意义还是从形象意义上来说，杰罗姆测量仪都作

为黑箱，将“无知”公众隔绝出环境风险治理活动，

以便确保硫化氢暴露量低于阈限值，从而协助监管

机构达成否认环境风险的真实目的。

相应的是，当地公众作为主要受害者，既没有社

会和经济资本来强行制定政策，也缺乏将自身经验

和知识转变为环境风险事实所需的参与装置。鉴于

此，ＳＴＳ研究者设计了可以利用现成材料制作的光

纸，这一全新的参与装置不仅降低了监测硫化氢的

经济和认知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制造过程对环境风

险的加剧。不同于杰罗姆测量仪的数字读数，光纸

表面的银薄膜在与硫化氢发生反应后会出现褪色。

因此，光纸的介入让当地公众直接接触和识别到监

测仪器的内部运作方式，进而以具身化方式来收集

数据和表达暴露经验，最终将公众日常物质实践重

构为硫化氢风险治理活动。

基于此，当地公众根据具体的硫化氢监测实践，

开始进一步对光纸进行调整、修改和重新设计，从而

同时达成了完善硫化氢风险的波及范围、重构自身

角色以及明确硫化氢风险治理目的的多重效果。例

如，当地公众根据不同的监测位置调整光纸的放置

时间，以扩展分析窗口（杰罗姆测量仪要求操作时

间保持不变）；当地公众还依据不同的场景需要来

改变光纸形状，以防止在监测过程中途发生掉落；当

地公众也改变了光纸的外壳材质和索引媒介，以更

新环境风险数据的获取和表达方式。这种不断修改

的光纸适用于不同的监测环境和公众群体，进而通

过将大量 的 褪 色 光 纸 排 列 组 合，可 以 绘 制 出 一 幅

“数据丰富的暴露地貌图”［１９］，以显示硫化氢在大

面积区域内随时间变化的相对强度。同时，由于任

１１１

何熟悉“暴露地貌”的当地公众都可以将自身暴露

情况可视化并加以呈现，因而光纸有助于在暴露群

体中建立集体意识。此外，当地公众还将“数据丰

富的暴露地貌图”与针对单个时间点的常用检测仪

器相结合，以便反向验证光纸的有效性和继续完善

光纸的可适性。

在这一案例中，光纸同时扮演了显示硫化氢实

时暴露情况的监测仪器、证实公众暴露经验的验证

仪器、运作公众参与硫化氢治理的参与装置，以及

“动态化、分 散 化 和 符 号 化”［２０］的 知 识 生 成 对 象。

基于此，借助于光纸的索引性和操演性，一方面当地

公众通过绘制“数据丰富的暴露地貌图”，勾勒出全

新的环境风险波及范围和看待环境风险的方式，最

终证明了硫化氢排放的长期性和常规性。另一方

面，通过“上游”的物质化参与，公众不仅作为参与

装置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参与装置的生产者。在这

种互构过程中，当地公众首先强调了作为构建公共

价值立场的主体身份，以便借助于亲自发声和维护

个人利益的价值诉求，倒逼环境风险治理向协同治

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变迁。其次，当地

公众从被动接受科技专家风险意见的知识消费者转

换为可以补充经验化和身体化风险关切的知识生产

者，后者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提出了经

由人类 世 代 组 成 的 “身 体 网 络 ”验 证 的 环 境 风

险［２１］。最后，在环境风险最 “硬核”的科技认知内

容层面，公民认识论（ｃｉｖｉｌ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也作出了不

可替代的独特贡献，刚开始当地公众只是以外行身

份入场，但是逐渐也基于日常生活世界这一社会实

验室中与物质力量共舞的实践而获得了具身化的智

慧，从而依照个性化反馈的“公民数据”（ｃｉｖｉｃｄａｔａ）

实现与科技专家的认识论框架的无缝对接和无等级

合作。

总之，通过公众的“上游”参与尝试，能够将物

质化参与从物质决定论推向物质互构论。基于此，

当地公众从任凭工业利益集团和监管机构摆布的旁

观者或受害者，实现了向维护公共价值诉求的新兴

公众、提供既有的“情境化认知”的经验专家（ｅｘｐｅｒｔ

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以及在“硬核”认知层面作出独特贡

献的常民专家（ｌａｙｅｘｐｅｒｔ）三重角色的重构，从而逐

步成为能够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参与环境风险治理

的合格“数字公民”。

五、未来展望：

走向公民技性科学的制度化实践

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面对异质性和流变性的

环境风险，物质化参与以实验化视角重新审视和规

范公众参与的运作过程，从而实现“物质化公众”这

一全新角色的生成。基于此，通过让公众在“上游”

阶段成为物质力量的生产者，既能让物质力量从边

缘化的背景或工具属性回归到物质中心位置，从而

彰显物质力量明确而恰当的参与权力和转译能力，

又不会滑向物质决定论的另一种极端，以便重新审

视公众在操演性实践中如何妥善处理作为人类力量

的自身和同样具有参与能力的物质力量之间异质平

等的关系，从而尽可能地在环境风险治理中勾勒出

更完整且周延的公众角色。（参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公众参与模式的对比示意

公众参与模式 物质在公众参与中的特性 物质与公众的关系 公众角色

话语性参与 物质工具性 公众使用物质 信息化公众（物质的使用者或旁观者）

物质化参与 物质决定性 物质决定公众 物质化公众（物质的消费者）

走向“上游”的物质化参与 物质操演性 公众与物质的互构 合格的“数字公民”

（既是物质的消费者也是物质的生产者）

但是，考虑到地理位置、经济地位、科技知识和

文化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还是会干扰到不同公众

群体进行物质化参与的机会和效果。并且，即便是

承认公众通过物质化参与可能在最“硬核”的认知

问题上取得成就，但也只是有待于“科技专家 －常

民”小组进一步验证的开放性经验知识。此外，公

众同样无法避免在环境风险争议中的价值涉入，因

而并不总是能够直接成为利益觉醒的主体，更加无

法笼统地代表和维护公共利益诉求。鉴于此，问题

就在于通过采取何种方案，能够在数字化社会背景

下进一步协助“物质化公众”逐步成为合格的“数字

公民”，这既要求承诺公众“实验的自由”，又需要保

持公众参与过程的结构性和集体性。

不同于以往忽视或拒绝接受机构性力量协助的

做法，公民技性科学这种“在专业领域之外维持的、

让非专业人士对事态提出可信质疑的公民研究空

间”，能够发挥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例如，“制

造实验室”（ＦａｂＬａｂｓ）这一由公众组成的非营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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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过提供稳定空间、基础设施和常用工具以协助

成员完成“批判性制造”，从而实现“任何人都能在

任何地方使用和制造数字设备”［２２］的目的。其中，

大多数成员原本就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背景和相似

的文化习惯，他们甚至能够从编撰“完整的数据生

命周期”（ｆｕｌｌｄａｔａ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ｓ）和调适数字设备，走向

全新的原型设计。不仅如此，“制造实验室”一方面

开设教学课程，通过数字制造的教育来招募更广泛

的公众，同时召集数字制造方面的专家，与定期参与

的核心成员和随机参与的公众群体进行交流互动和

共同学习，以便打造多元知识的“混合认识论共同

体”（ｈｙｂｒｉｄ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２３］。此外，“制造

实验室”还通过网络发布开源技术，从而创造出分

散的、由公众主导的创新想象。由此可见，公民技性

科学既作为一种开放性、地方性和集体性的有机式

组织，也代表了一种培养合格“数字公民”的“第三

空间”（ｔｉｅｒｓ－ｌｉｅｕｘ），还表征了一种制度化和常规化

的知识生产模式，同时兼顾着休闲、教学、社交以及政

治职能。因此，公民技性科学凭借公众的“社会 －物

质”集合而得以实现，反过来又在不同的实践情境

中通过进行公开的集体实验，试图生成全新的“数

字公民”。

总之，在数字化社会背景下，面对异质性和流变

性的环境风险，公众既不应当只是需要了解环境风

险知识的旁观者或作为在严格划定的界限内参与关

键性审议的参与者（“信息化公众”），也不应当是局

限于使用和接纳数字技术及其基础设施的消费者

（“物质化公众”）。借 助 于 公 民 技 性 科 学，公 众 在

“上游”的物质化参与中能够推动数字技术及其基

础设施乃至全新的“社会技术想象”，这有助于在环

境风险治理中重新划定公众角色及其常民知识的作

用边界。基于此，这也为未来从开放视角出发，关注

专家知识和常民知识进行全面深入的信息交流以及

深层次的认识论基础的思想碰撞保留了可能性，从

而进一步呈现专家知识和常民知识借助于多种迭代

方式来“共同生产”出更健全的环境风险界定框架

的动态过 程，以 期 最 终 让 环 境 风 险 治 理 不 仅 基 于

“自由”选择还基于“明智”选择之上［２４］，既符合民

主参与的时代潮流又奠基于实践理性之上。

【参 考 文 献】

［１］ＷＩＣＫＢＥＲ Ａ，ＧＡＲＤＥＢ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ＡＩ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Ｊ］．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

３９（３－４）：３２８－３４６．

［２］ＰＡＳＥＫ Ａ，ＶＡＵＧＨＡ Ｈ，ＳＴＡＲＯＳＩＥＬＳＫ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ｗｅｂｏｆｃａｒｂ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ｓ

［Ｊ］．Ｂｉｇｄａｔ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３，１０（１）：１－１４．

［３］ＭＡＧＵＩＲ Ｊ，ＡＳＴＲＩＤ Ａ Ｏ，ＤＯＵＧＬＡＳＪＲ．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ｓ）：ａｄｏｕｂ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ｃｕｌ-

ｔｕｒｅ，２０２４（６）：１－１９．

［４］ＨＡＲＶＥＹ Ｐ．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Ｔｈｅｏ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

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２９（４－５）：７６－９２．

［５］ＩＲＷＩＮ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

１０５－１３４．

［６］ＢＬＯＫＡ，ＪＥＮＳＥＮＣＢ．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ｅｖｅｎｔｉｎ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ｗａｙｓ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ｚｉｎｇ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Ｊ］．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９，６７（６）：１１９５

－１２１１．

［７］ＶＥＲ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ｔｏｗａｒｄｃｉｖｉｃ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４，

（６）：４８－７９．

［８］ＣＯＬＬＩＮＳＨＭ，ＥＶＡＮＳ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ｗａｖ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ｕｄ-

ｉ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３２（２）：２３５－２９６．

［９］ＣＡＬＬＯＮＭ，ＬＡＳＣＯＵＭＥＳＰ，ＢＡＲＴＨＹ．Ａｃｔｉｎｇｉｎａｎ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ｗｏｒｌｄ［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１８．

［１０］ＭＡＲＲＥＳ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ｄｅｓｅｒｖｅｍｏｒｅｃｒｅｄｉｔ：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

ｖｅｒｓｙ［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３７（５）：７５９－

７８０．

［１１］ＭＡＲＲＥＳ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ｐｕｂｌｉｃ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５．

［１２］ＶＥＲＡＬＡ，ＷＡＬＫＥＤ，ＭＵＲＰＨＹＭ，ｅｔａｌ．Ｗｈｅｎｄａｔ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ｍｅｅｔ：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ｃ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ｊｕｓ-

ｔｉｃｅ［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９，２２

（７）：１０１２－１０２８．

［１３］ＶＡＵＧＨＮＳＥ．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Ｊ］．Ｎａｔｕ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４，（６）：１－２７．

［１４］ＧＡＢＲＹＳＪ．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ｃｉｔｙ［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２０１４，３２（１）：３０－４８．

［１５］ＫＬＯＰＰＥＮＢＵＲＧＳ，ＧＵＰＴＡＡ，ＫＲＵＫＳＲ，ｅｔａｌ．Ｓｃｒｕｔｉ-

ｎｉｚ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ｎｅｗｗａｙｓ

ｏｆｓｅｅ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Ｏｎｅｅａｒｔｈ，

２０２２，５（３）：２３２－２４１．

［１６］ＭＡＲＲＥＳＮ．Ｗｈ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ｕｓｔｂ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ｚｅｄ：ｏｎｅｃｏ－ｓｈｏｗｈｏｍｅｓａ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

３１１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４３（３）：４１７－４４３．

［１７］ＪＡＮＳＫＹＢ，ＬＡＮＧＳＴＲＵＰＨ．Ｄｅｖｉ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ｔｒａｃｉｎｇｆｏｒｍｓｏｆｅｎｇ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ｎ ｔｈｅ＃ＷｅＡｒｅＮｏｔＷａｉｔｉｎｇ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ｙｐｅ１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ｓｅｌｆ－ｃａｒｅ

［Ｊ］．Ｂｉｏ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２０２３，１８（３）：４９８－５２２．

［１８］ＮＩＥＬＳＥＮＫＤ，ＬＡＮＧＳＴＲＵＰＨ．Ｔａｃｔ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ｉｒ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４８（２）：

２５９－２８２．

［１９］ＷＹＬＩＥＳ，ＷＩＬＤＥＲＥ，ＶＥＲＡＬ，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ｈｅａｌｔｈ

ｈａｚａｒ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Ｊ］．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ｃｉ-

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３）：４２６－４６３．

［２０］ＭＡＴＺＲＪ，ＷＹＬＩＥＳ，ＫＲＩＥＳＫＹＪ．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ａｉｒｍｏ-

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ｓｔ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ｐｅｃｋｓｅｎｓｏｒ［Ｊ］．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３）：４６４－４９８．

［２１］ＰＯＬＳＪ．Ｋｎｏｗ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ｖａｌｕｅｓ，２０１４，

３９（１）：７３－９７．

［２２］ＷＹＬＩＥＳ，ＪＡＬＢＥＲＫ，ＤＯＳＥＭＡＧＥＮＳ，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ｉｖ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ｏ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ｋｉｎｇｉｓ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

ｔｙ，２０１４，３０（２）：１１６－１２６．

［２３］ＬＨＯＳＴＦＥ．Ｃａｎｄｏ－ｉｔ－ｙｏｕｒｓｅｌ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ｏｐｅｎｕｐ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ｔｏ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Ｊ］．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２２６．

［２４］基切尔．科学、真理与民主［Ｍ］．胡志强，高懿，等译．上

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６５－１７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ｏｌｅｓ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ＮＧＴｉａｎ－ｈａｏ，ＬＩＵＫｕｉ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８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ｎａｎＳ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ｗｅｃａ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ｔｏ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Ｔｈ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ｒｏ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ａ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ｔｈｉｓ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ｍａｉｎｓｃｏｎｆｉｎｅｄｔｏ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ｔａｇｅａｓａ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ｅｄｉｎｃｉｖ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ａｙｓｅｅｋｔｏ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ｈｅ“ｕｐ-

ｓｔｒｅａｍ”ｓｔａｇｅａ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ｓｏａｓ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ｔｏｗａｒｄ

“ｇｏｏ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ｉｓｋ；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ｃｉｖｉｃｔｅｃｈｎ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责任编辑 许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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