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祥：道德理由还是阶级利益理由——无产者联合的理由问题探析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道德理由还是阶级利益理由

———无产者联合的理由问题探析

李家祥*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部分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者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

失去信心,转而诉诸道德理由,从而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产生对立。然而,无产者联合的道德

理由属于规范性理由,只有得到无产者的广泛认同才能转化为普遍的内在理由激发联合行动。

在资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情况下,促使社会变革的道德理由并不具备在无产者群体中

普遍内化的条件。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误读为对规

律本身的否定,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曲解了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

关系,夸大了道德理由的历史作用,遮蔽了无产者联合的必然性。着眼当代,无产者联合的道德

理由的真正作用不在于激发联合行动,而在于破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欺骗,重新激活无产者

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

〔关键词〕无产者联合道德理由动机分析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26)02-0088-11

“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1](66)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中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的行动指南。无产者为什么会实现联合 ? 这涉及联合的理由问题。根

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的经典论断 ,无产者走向联合的原因是现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生存境况普遍相似、具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这可被称为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与之

相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拒斥将联合诉诸平等、正义之类的道德理由。这不是因为资

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无关道德 ,而是因为阶级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往往是统治阶级的道

** 作者简介:李家祥,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南京 21118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4ZXC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242024S30030)。DOI:10.13904/j.cnki.1007-1539.2026.02.013

德 ,在联合过程中过度强调道德因素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从而有害革命进程与

结果。①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判断 ,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将使无产者的联合行动打破地域的

界限 ,最终实现“两个必然”的历史结局。然而 ,就历史发展的状况看 ,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

不断自我调整以维持阶级统治 ,发达国家部分工人收入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等因素对无

产阶级的凝聚力造成新的挑战 ,故西方学界一直不乏对无产者联合的质疑。一些分析马克思

主义者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景脱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状

况 ,无产者今日已无法通过阶级利益理由实现联合 ,而需要借助道德理由。科恩提出 ,今天世

界上已不存在具有共同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 ,各国工人之间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都需要 “道德

发酵剂”[2](112)。艾伦 · 布坎南认为 ,假定无产者对自身利益或阶级利益的认识会促成革命动

机的想法过于简单 ,道德在无产者联合的过程中有不可磨灭的作用[3](97)。面对这些主张 ,有必

要立足当代 ,重思无产者联合的理由问题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无产者联合的理由是什么 ? 联

合是否需要道德理由 ? 本文试图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 ,结合行动和理由的关系对这

些问题进行辨析。

一、无产者联合的发生学考察

分析无产者联合的根源,首先需要回到联合发生的历史语境。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立足唯物史观指明了无产阶级进行联合应具备的条件:“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

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

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

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

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

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

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1](40)无产者联合的客观历史前提是工业和资本主义的

发展。在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无产者联合的两个条件:(1)无产

者的利益和生活状况趋于一致,生产社会财富的现代工人却缺乏生活保障;(2)无产者和资产者

2026年第2期

① 无产者联合过程中是否需要道德理由一直是有争议性的话题。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非

主张工人运动无涉道德,而是认为无需强调道德。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章程时罕见地使用了一些道德词汇,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

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但是,马克思在之后同恩格斯和莱昂·菲力

浦斯的通信中进行了解释,即这两段中的“道德”“正义”等字眼,是国际工人协会小委员会坚持写进去的“无用的字眼”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页)。马克思“对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

可能造成危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5 页)。可见,马克思拒斥道德理由是

因为当时资产阶级仍占据意识形态主导权,过度强调道德因素可能造成资产阶级道德的意识形态渗透,由此会对工人

运动产生损害。

的对立演变为阶级对立,社会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以上两个条件

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变强,最终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世界性联合

运动。

在以上分析中,无产者联合主要依赖阶级利益理由,包括捍卫工资、获取生活资料和反抗剥

削等因素,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的历史进行实证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正如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出的,《宣言》揭示的一般原理在实际运用时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1](5)。今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同19世纪中叶相比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想对分析马克思

主义者提出的联合的道德理由进行辨析,就必须先对这些变化进行深入的考察。

首先,伴随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无产者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判断,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作为现代工人的无产者,他们在社会人口中居多数。马克思

和恩格斯观察的19世纪的无产者群体具有两重性:一是他们缺少充分的生活资料,生活无法得

到保障;二是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必须出卖劳动力、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以获取生活资料。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无产者贫困的根源,无产者既普遍地具有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需

要,又将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指向联合斗争的形式。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的腾

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现代工人在劳动方式和生活水平上已较 19世纪中叶出现了较大

变化,不仅出现了区别于传统“蓝领”工人的“白领”“金领”等较富裕的群体,甚至部分产业工人已

能过上有社会保障的高收入、高消费的生活。虽然生活资料的丰裕不意味着无产阶级能逐步掌

握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改变受剥削的地位,却会导致原有的两重规定离散———当今世界仍有工人

生活无法保障,但不占据人口多数;仍有大量工人遭受剥削,却不极端贫困。一旦部分无产者的

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参与联合的动机就可能出现变化。

其次,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无产者联合并未如预期般广泛展开。根据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判断,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正向关系,即“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

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1](38)。在此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会由分散走

向联合,而资产阶级则无力对抗这种联合:“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

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

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

身的掘墓人。”[1](43)但从20世纪的现实状况看,资产阶级为巩固阶级统治,在进入垄断阶段后也

开始整合自身力量,实现了内部联合,并利用国家机器阻碍无产者联合,其方式通常有二。一是

建立、维护有利于统治稳定的经济秩序,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通过实施超额累进税率等方式使

原本相互竞争的资产阶级在制度的强制下“联合”起来,让渡部分资本收益以提高社会保障、改善

部分无产阶级的生活处境以实现群体分化,福利国家制度便是典型。二是利用意识形态主导权

诱使无产阶级内部分裂,树立差异化的自我认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内部固有的差异因素,如

2026年第2期

种族、性别、国籍等制造身份政治、煽动对立,另一方面通过控制法律、道德和文艺等上层建筑消

解无产阶级的联合意识,如实施差异化劳动法、宣扬贫困的个人归因叙事、制造碎片化娱乐和信

息茧房等。这些策略导致无产阶级的内部分化,为此西方世界一度出现“无产阶级消失论”[4](66),

其背后反映的现实是无产者联合的受阻。

可以发现,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弱化部分无产者的阶级利益理由,通过对无产阶级进行分化来

限制其联合的,这导致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利益理由失去信心,道德理由由此出场。科恩认

为,当无产阶级同时具备“贫困”“人口多数”等特点时,是无需阐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义原则的,

但当以上特点出现离散时,就需要从价值观和规范原则上证明革命斗争的正当性[2](109)。此外,如

果革命联合受阻是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诱导,那么将无产阶级从意识形态的欺骗下唤醒,成为

真正具备阶级意识的自为阶级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同样有赖于道德因素的介入。根据布坎南的

观点,要使无产阶级由分化走向联合,实际上有三种可供选择的策略:(1)强制;(2)过程中的利

益;(3)道德原则[3](92)。其中强制的方案与革命联合的自发本质相冲突,过程中的利益在分配不

均的情况下会导致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这就使得道德原则成了唯一备选。虽然这种做

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斥道德的态度相冲突,但在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使马克思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继续对道德或道德的理论化有着矛盾的感情,他们也不能放弃它们”[5](210),这是为

适应时代发展所应做出的必要改变。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时代特点,但其将革命联合寄托于

道德理由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困难。国内有学者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否定必

然性、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这导致其成了马克思曾批判的脱离现实基础的道德主

义[6]。也有学者提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立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其对革命动

机理论进行“道德重建”的理论图景并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7]。实际上,除转向过远和方法论

立场外,以道德理由实现联合的实践可行性也值得商榷。原因在于,道德理由和阶级利益理由在

引起人类行动上具有不同的心理机制,仅凭道德理由实现革命联合必须使无产阶级内部具有广

泛一致的道德认同,实现道德理由的普遍内化。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点根

本无法实现,这可以通过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加以说明。

二、道德理由的可行性困境

理由通常被认作行动的根据,是对行动为何发生的解释,具有相对于行动的因果优先性。在

实践行动中,构成行动理由的优先性因素是多样的,既可以是行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如喝水的理

由是口渴;也可以是外部事件,如带伞的理由是屋外下雨;还可以是行为规范,如在交通信号灯红

灯时停下等待的理由是交通规则。加之实践行动的历史性、复杂性、偶然性等特点,行动理由往

往是多种优先性因素的结合,有学者指出,“理由包括事实、认识、意欲或意向等多重因素,这些因

2026年第2期

素相互联系,呈现为统一的结构”[8]① 。理由与行动之间还有着非必然关系,理由只有被纳入行动

者的心理活动,同引发行动的动机内在联系起来,形成 “理由—动机—行动”的过程链,才能催生

出行动。这使得行动理由虽然常常包含事件、规范等外在事实内容,但一般不被认为是事实结

构,而是“行为者内心包含一定事实内容的心灵结构”[9](38)。

理由优先性因素的多样性以及理由和动机、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使理由可根据不同标准进

行划分。在理由的优先性因素中,有一类与行动者主观心理状态存在内在的联系,如需要、欲望、

意图、目的等,这类因素一旦在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产生,就会直接形成行动者的动机。还有

一类理由的优先性因素具有外在的性质,只有通过行动者的接受和认同才能形成动机,其典型是

规范。对此,有学者认为存在“激发性理由”和“规范性理由”两类理由,前者是与行动者心理状态

内在联系能直接形成动机的理由,后者是与外部规范体系相联系为行动者提供规范性要求的理

由[10](95-96)。通过以上划分来审视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利益理由和道德理由,能够发现二者分属

激发性理由和规范性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无产阶级具有获取生活资料的需要、反抗剥

削的意图等优先性因素,由这些优先性因素构成的阶级利益理由属于激发性理由,能够内在地构

成联合革命的动机。这在历史上造成了 19 世纪中期的工人运动高潮和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反殖

民的社会主义运动。相较之下,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道德理由属于规范性理由,其对联合动

机的引发实际上依赖无产者对超越性道德的接受和认同,并不必然导致联合行动。

道德理由与联合行动之间的非必然关系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上

往往陷入悲观境地。科恩在其影响力颇大的著作《社会主义有何不可》中设想了两种多人野营旅

行场景:一种场景将每个人带来的野营用品严格私有并实施市场交换的原则,每个人可根据自身

情况讨价还价以追求在野营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另一种场景则将所有人的野营用品共同使用、有

计划地相互给予并理解和支持野营过程中的自愿分工原则[11](3-6)。科恩认为,多数人都会嫌恶

前一种场景而喜欢后一种,这是因为后一种场景实现了 “机会平等原则”与 “共享原则”两种社会

主义道德原则,其中“机会平等原则”消灭了天赋差异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不平等,“共享原则”则

进一步抑制了由个体偏好和运气带来的不平等。科恩认为这两种原则使社会主义具有道德上的

可欲性。[11](50)但是,当谈及基于这两种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时,科恩又陷入自我否定。这

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性更趋向于自私而非慷慨;二是我们可

以利用人性中的自私来实现社会经济增长,却不知道如何利用慷慨实现发展[11](55)。这使得多数

人的道德认同无法转化为多数人的联合行动。类似地,布坎南也认为,虽然无产者联合所实现的

阶级利益对无产阶级内部的每个成员都有利,但是无产者个体的自利却可能导致囚徒博弈的困

境,会有人选择不付出而在其他人的付出上 “搭便车”[3](89)。这将导致道德要求与私人利益发生

2026年第2期

① 此处删去了原文举的例子。

冲突进而阻碍联合。

可见,以道德理由实现无产者联合存在可行性困境,其主要原因是联合的道德理由在引发无

产者的动机时会同私人利益发生冲突,它过于依赖无产者自身的道德敏感性。马克思和恩格斯

主张联合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因为联合实现了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联合革命以解放整个

阶级的方式解放了工人自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道德理由往往内含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道德要求,导致无产者在行动前需要对超越性道德要求和私人利益进行价值排序,而在激发

动机时,道德理由往往让位于私人利益。马克思指出:“道德就是 ‘行动上的软弱无力’。它一和

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12](255)在社会物质财富尚未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的行动理由往往倾向

于追逐自身对物质利益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商品拜物教使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被物与物的关系异化和掩盖,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行动成为个人

自我实现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不是通过论证超越性道德的可欲性就

能扬弃的。为此,布莱恩·莱特就对科恩提出疑问:如果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富有的道德哲

学家都不会为穷人捐出自己的财富,如何有理由认为其他人会如此做?[13]道德理由能否实现联合

行动实际上依赖于无产者对超越性道德的敏感性,但即使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可以通过道德

理由凝聚起来,无产者个体之间道德觉悟的客观差异也会导致自觉的联合局限于少数先进群体。

如果道德理由所面临的困境源于规范性理由的外在性,那么,联合的道德理由对于无产者来

说是否只能是外在的? 在现实生活中,激发性理由和规范性理由并非截然对立,只要规范性理由

被纳入人们的心理过程并获得认同,就可以从外在动机转化为内在动机,转化成激发性理由。一

个社会主义的道德理由若能够获得无产者群体的普遍认同,它在理论上就可以构成联合的充分

条件。但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状况看,此理论设想根本无法实现,这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观点中得到证明。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联合的道德理由的外在性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马克思和

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4](550)这一论断隐含了特定

道德理由实现普遍内化的必要条件,即该道德理由需要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资产阶级道德往往占据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维护资产阶

级的利益。即使资产阶级道德同社会中现实的个人的发展需要相违背,资产阶级也可凭借其在

文化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权将该道德伪装为共同利益的化身以骗取群体认同。马克思指出:“在不

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

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

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

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498)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道德已然普遍内化,窃据在人们的行为动机

中。当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形态萌发时,就会同资产阶级道德对立并对多数人呈现外在的性质,

2026年第2期

表现为少数人的道德。早期的无产阶级道德往往内蕴于共产主义先行者们的实践品格中,表现

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摆脱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的、甘于为人类解放事业牺牲的革命道

德,发挥着凝聚革命同行者、促进无产者联合的作用。但由于此时无产阶级尚未取得统治地位,

无法通过教育和宣传合法地传播先进的道德观念,其道德观念往往被资产阶级统治者污名化为

反动思想。这在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之前不会发生质的改变。也就是说,道德理由的

普遍内化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真实历史中并不具有相对于联合行动的优

先性。

那么,为什么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以道德理由解释联合行动? 这是由于道德的多样性。

从人类社会的变迁状况看,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不同步,人类社会在特定的历

史时期必然呈现各种道德并存乃至相互冲突的现象。自 19 世纪中叶无产阶级发展为独立的政

治力量,提出自身的道德主张以来,“现代资产阶级道德”与“无产阶级道德”便一直处于交锋的状

态。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大多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当然能够感受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正

向价值观危机和民主危机扩展。今日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人权、消灭贫困、增进民主等方面所展

现的制度优势,又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历史情境下凸显了社会主义的道义力量。这使得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样拥有传播无产阶级道德的土壤,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毫不讳言对

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们立足社会主义的超越性道德批判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为无产者联合提供道

德理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的:“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

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41)

但问题在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道德理由的同时却否认无产者们存在共同的阶级利益,这

必然导致道德理由只是对联合行动的规范性的解释而非必然性的论证。

三、无产者联合的必然性澄明

无产者要发挥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必须将联合奠基在历史的必然性之上。从《宣言》到《资

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致力于阐释引起无产者联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在《宣言》

中,该规律被简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结构性对立。在《资本论》中,该规律在资本主义积累

的一般规律中得到了详细阐明,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

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

第二,“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

的劳动折磨成正比”;第三,“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

也就越多”[15](742)。其中,第一点重申了《宣言》中的观点,说明了无产阶级充分的潜在力量,第二

点和第三点则指出无产者群体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陷入贫困,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为联

合提供了阶级利益理由。

2026年第2期

着眼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第一点仍未改变。虽然部分无产者的生活水平有所

改善,但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剥削、生态剥削却越发广泛,并随着数字资本主义产生的 “玩劳动”

“情感劳动”变得隐形化、生活化,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已突破国家界限形成全球化的产业后备

军,无产者群体不仅没有缩小规模,反而越发占据全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意味着无产阶级的

潜在力量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壮大。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积累的一

般规律的第二点和第三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必然带来大量无产者的贫困? 今日部分无产者

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意味着这个规律不再生效? 这些问题关系到无产者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

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性。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

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15](742)。今天,部分无产者摆脱贫困的现象

只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当前时代的特殊表现,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

一方面,摆脱贫困状况的只是部分无产者而不是整个阶级,且这种改善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和资本跨国剥削为基础。这主要是因为今日资本积累的逻辑已由国家积累转变为全球积累。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垄断同盟,维护不公正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将大量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国内转向国外,造成了具有国家和地域特征的集中化剥削,将阶级矛盾转移为国家矛盾。发达

国家工人凭借资本在本国的部分利润让渡实现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但这却以大量的发展中国家

工人的剩余价值被攫取为前提。这使得无产者联合产生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

另一方面,无产者生活水平的改善只是收入绝对量的提高而不是贫富差距相对量的减少,更

不意味着他们遭受的剥削程度有所降低。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代表劳动力剥削

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实际上是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生产力的提高在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丰裕的同时也在降低工人必要劳动时间,这导致剩余劳动时

间相对延长,工人受剥削程度不降反升。因而发达国家工人的财富水平提高量远不及资本的增

殖量,社会财富越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相对贫困现象越是广泛。时至今日,数字资本主义使信

息受众在进行数字消费的同时完成数据生产,数字剥削已超出传统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范畴,这

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的受剥削程度,使无产者越发难以摆脱资本的奴役。

以上论证表明,当今世界发展仍然未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范畴。马克思指出:“各种

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

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5](210)阶级关系是社会生产

关系的反映,只要生产资料仍被资产阶级掌控,整个人类社会就必然会呈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的对立,无产者群体就仍然具有广泛而一致的共同阶级利益。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只会改变资

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不会改变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以中国为代表

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断重塑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和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便以新兴经济体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2026年第2期

普遍对立的形式被凸显出来。无产阶级运动就会逐渐超出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成为世界性的联

合运动。无产者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就会在历史现实中得到解蔽。

因此,以道德理由取代阶级利益理由驱动无产者联合的看法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

的误判。这种误判不仅体现在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误解为对规律本身的

否定,而且在理论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主要体现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

义立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通常不被视为一个具有统一理论和主张的学派,但是其成员却都

主张个人主义的狭义分析方法,即将社会整体和阶级斗争的规律视为“构成它们的个人的行为的

作用”[16](8)。然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众多的无产者个体构成了无产阶级,而是社会生产关

系产生的阶级关系使无产者隶属于无产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曲解了个

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对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之间关系的曲解往往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走进了

私人利益和囚徒困境的死胡同。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阐释无产者联合的出发点是无产者的个人利

益,认为共同的阶级利益能够还原到无产者的个人利益之中。但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私有制条件下的共同利益往往违背个人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

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

中取得普遍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17](273)。共同利益是人们在追

求自身目的过程中不自觉形成的产物,其根源在于个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现实关系,而不是个人利

益的公约数或个人主观意志有意识缔结契约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共同利益,由资本主

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决定而不由无产者的私人利益决定,其虽与个人

利益紧密联系但不能完全还原为个人利益。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走入歧途,其在个人主义指导下

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博弈论为工具对革命联合行动进行分析,所以其要么因假设无产者均理

性自利,选择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而陷入 “纳什均衡”,要么寄希望于无产者均合作信任,

采取“希望被普遍化的行动”而呈现“康德均衡”[18],二者都无法实现对无产者联合的必然性论证。

另一方面,对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曲解往往使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陷入道德理由

的普遍内化困境。分析马克思主义者为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辩护的目的是树立无产者对社会主义

的共同道德认同以促成联合行动,但囿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其着眼点仍限于改变无产者的个人

道德意识。然而,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所需的是阶级意识,其根源是共同的经济关

系地位、阶级利益而不是个人意识。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无法通过改变无产者的个

人道德意识来树立无产阶级意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存在于人的

思维中,但其根源却不在思维领域而在实践领域,是个人在与他人进行社会实践交往过程中的规

范性产物。在社会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多数个体无意识地参与其中,且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

态的规训。这使道德社会意识同个体意识之间的关系不能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道德社

2026年第2期

会意识的“总和”一旦形成,个人面对整个道德观念体系往往成为受动者。因此,即使分析马克思

主义者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可欲性,也无法在不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情况下实现

无产者的广泛觉醒与联合。

归根结底,无产者联合需以阶级利益理由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和

阶级关系,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积累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使无产者联合不再依赖个体的道德敏感

性,联合才能成为具有现实性的必然历史运动。

四、道德理由的真正历史作用

无产者联合以阶级利益理由为基础,这并不意味着道德理由在联合过程中毫无作用。当今

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并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道德观念的交锋不仅发生在两种

社会制度之间,也因意识形态的渗透交锋于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联合

的道德理由虽然不能取代阶级利益理由,但同样具有影响共产主义运动成败的作用。

首先,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看,无产者联合的道德理由有助于破除资产阶级对无产者

的意识形态欺骗、实现无产阶级力量的顺利凝合。虽然今日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但这绝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亡和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的失效。着眼当代,无产阶级的潜在力

量并未受损,所谓“后革命”时代只不过是无产者联合受阻所产生的假象。今天仍有必要站在无

产阶级的立场,戳穿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自由、平等、正义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虚假性,揭示资本

主义社会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普遍状况,以联合的道德理由唤醒处于意识形态欺骗中的无产者

群体,使其认清自身的阶级利益,成为新时代自为的无产阶级。

其次,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看,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利用自身的统治地位实现道德理由的

普遍内化,促进国家内部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合法地传播先进道德观念,建设具有强大凝

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执政党来说,只有铸牢理想信念坚定的大德、执政为民

的公德、严以律己的私德,才能克服私人利益同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对立,保

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最后,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未来趋向看,若想最终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需要依靠

道德理由彰显社会主义的道义力量以联合各国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联合的行动,

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1](50)当前,面对发达国

家以保守主义政策制造不同国家工人之间利益对立的情势,亟需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消灭剥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等方面的优势,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牵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联盟共同对抗资本体系的殖民式对外扩张,重新唤

醒发达国家内部的无产者群体,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无产者联合的

伟大愿景。

2026年第2期

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形态伴随无产阶级的联合运动出场,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即使无产

者联合需以阶级利益作为基础,联合的道德理由仍可为破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欺骗、促进无产

阶级力量顺利凝合、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提供助益,是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新激活无

产者联合的阶级利益理由,促进世界无产者实现广泛联合的重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G A Cohen.IfYou’reanEgalitarian,HowComeYou’reSoRich[M].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00.

[3] AllenEBuchanan.MarxandJustice[M].RowmanandLittlefield,1982.

[4] AndréGorz.Farewelltothe WorkingClass:An EssayonPost-IndustrialSocialism[M].Pluto

Press,1982.

[5] R GPeffer.Marxism,Morality,andSocialJustice[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6] 李旸.试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

[7] 张霄.集体行动的道德动机———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对革命动机理论的重建[J].江苏社会科

学,2008,(3).

[8] 杨国荣.理由、原因与行动[J].哲学研究,2011,(9).

[9] 李义天.美德之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0] MichaelSmith.TheMoralProblem[M].Blackwell,1994.

[11] G A Cohen.WhynotSocialism[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3] Brian.Leiter.Marxism andtheContinuingIrrelevanceofNormativeTheory[J].StanfordLaw

Review,2002,54(5).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英〕G A 科恩.卡尔 ·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M].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8.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8] JohnE Roemer.Cooperationand MarketSocialism:KantVersus Nash[J].Acta Oeconomica,

2022,72(S1).

责任编辑:贾谋

2026年第2期